不久前，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第四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十大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和国家森林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要区域，覆盖地表水、土壤与地下水、草原等环境要素，集中反映了近几年来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和农业农村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积极成效，充分展现出“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法治原则已转化为各地生动的治理实践。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通过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主体和赔偿范围，使造成损害的单位或个人承担应有的赔偿责任，是落实“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的重要手段。自2015年我国开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探索以来，已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效。截至2025年12月，各地有关部门共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6.6万件，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的坚实步伐，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个案中受损的生态环境被“治愈”，同时也看到，一套高效运转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正在形成。
一是协同治理格局日益完善。近年来，多部门联合行动、共同发力成为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新常态。如湖南某砂石公司违规采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福建某采石场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均呈现出地方党委高度重视，多部门通力协作，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高效推动案件办理的特点，表明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积极支持、高位推进，对于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重庆市某制药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非法处置废有机溶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中，无论是案件线索移送，还是磋商前期沟通和赔偿责任履行，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中均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多部门通力协作的身影。在江苏省南通市周某某非法填埋建筑垃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中，多部门联合开展索赔工作，既确保了索赔程序的公开透明，又与刑事司法程序形成有效衔接，促进了赔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有效落实。这种打破部门分工壁垒、整合执法司法资源的做法，极大提升了案件办理效率。
二是科学技术支撑持续强化。鉴定评估与修复技术的不断突破，促进了复杂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评估与精准修复。比如在青海省木里矿区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系列案中，针对高寒草原生态环境的损害鉴定评估技术和生态修复技术得到了创新性发展。在山东黄海船舶污染事故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中，针对案件证据固定难度大的问题，索赔工作组指导相关部门进行多点位、多频次采样，同时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低空巡查、船舶监测等技术手段精准监测污染范围，实现了高效规范固定涉案证据。科学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与修复工作，提升了案件办理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三是责任承担方式更加多元。从案例中可以看到，多地办案机关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当地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和赔偿义务人的履行能力，灵活确定赔偿责任与修复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青海省木里矿区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系列案是目前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最高的案件，为确保赔偿责任落实到位，办案机关积极探索先行垫资、先期赔付、分期赔付等新型赔付模式，缓解涉事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内蒙古某矿业公司违规占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中，对于生态环境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经磋商，赔偿义务人选择异地替代恢复的方式，从而克服了赔偿期间损害存在的不足。这种分类施策、务实灵活的工作思路，增强了责任承担的可操作性和社会接受度。
这批案例具有重要的创新借鉴价值，为各地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从中还可以看到，案件线索来源十分广泛，既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政府部门提供的线索，也有来自新闻媒体的曝光和人民群众的举报，但其中由赔偿权利人自行发现案件线索的情形占比较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通常为相关领域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部门，对本领域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理应更加敏锐。今后应进一步增强其主动发现生态环境损害线索的能力，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建立常态化监督和预警机制，助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取得新的更大成果，进一步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法治基石。
(秦天宝，系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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